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早期，沪深两大交易所是竞争关系。上交所根红苗正，深交所奋力破壳。而随着市场的发展，两大交易所竞争日趋白热化。

今天，酒中仙给大家讲讲上世纪90年代中期，沪深争雄的故事。

沪深争雄由来已久

其实，沪深证券市场争雄局面由来已久。在1990年两个交易所成立的时候，王健和禹国刚几乎是顶着先斩后奏的压力，抢先在1990年12月1日试营业，早于上交所18天。对于禹国刚而言，这甚至成为了他一生中最自豪的事情。

禹国刚喜欢做一个比喻，他说在中国，生小孩是要有出生证的，如果拿这个比喻，那就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先拿到出生证的。1990年的确先批给了他们。但1990年也同意批给深圳，只是深圳比上海晚拿了几天。但是要讲小孩谁先呱呱坠地，那是深交所。深交所是1990年12月1日开始试营业，上海是1990年12月19日，深圳比上海早18天。要给深交所补这个户口，也只能从1990年12月1日算起，不能是其他的日子。

当时，王健已经因病淡出深交所。作为深交所总经理的夏斌和副总经理的禹国刚，当然不满意这样的局面。但这样的局面不仅是历史原因造成的，而且与当时证监会重上海、轻深圳的指导思想有直接联系。

禹国刚更是直言不讳的称，“只要中国证监会严格执法，深、沪两个证券市场在较公平的条件下竞争，深圳证券市场会走出自己有特色的路子，成为亚太地区一流的市场。”

禹国刚在采访中说，“在目前市场情况下和深圳自身条件下，深交所决心不变，将充分利用深圳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历史契机，向邻近交易所学习，坚持走规范化、高技术化、国际化的路。中国证券市场的出路在于依法监管、规范化运作，按市场规律运作，走向国际市场。但首先还是要搞好国内市场，在此基础上才能逐渐实现国际化。”

在两大交易所激烈竞争的过程中，都想到利用传媒。上交所办了《上海证券报》、深交所办了《》，形成了各自宣传喉舌。这两家报纸加上新华社的《中国证券报》、联办的《证券市场周刊》、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的《股市动态分析》，构成了当时中国证券市场最主要的媒体阵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被称为证券市场的“三报两刊”。

尽管禹国刚豪情满怀，但草根出身的他将太多的精力放在了实实在在的工作上，但客观地讲，作为一个交易所的一线领导，仅仅靠亲力亲为是不够的。显然，做事果敢、充满激情的禹国刚缺少的是“政治智慧”。

类似的话，王健生前在一次非正式场合也曾经讲过，他说，“我不是一个成功者，我只享受创业的过程，从来没有享受过创业的成果。总结几十年在深圳的经历，我只能说我的‘政治智商’是很差的……”

文章指出，深圳证券市场地位的改变，已经离人们的期望越来越远，深圳证券市场的管理体系已经显露出相当多的弊端，却仍未得到有效解决。

随着深圳市政府开始较深的介入，为1996年沪深争雄达到白热化状态埋下了伏笔。

1995年10月21日，深交所调整领导班子。庄心一出任总经理，张育军、黄铁军、戴文华任副总经理，而原先的总经理夏斌、副总经理禹国刚都没有继续留任。

深交所两位创始人之一、时年51岁的禹国刚终于退出了深交所管理的一线，与刘鸿儒、尉文渊等第一代证券市场开山元老一起走下了开山创业的舞台。

2008年时的禹国刚

禹国刚离开深交所领导岗位后，其后历时四年，写成一本52万字的《深市物语》。

回忆往事，禹国刚感慨万千。在2004年的一次采访中，禹国刚坦言，“我心里很明白，穷家小子一个，上大学也是人民助学金，根本没有想到三十大几了，还从黄土高坡杀到华南，到华南深圳也没有想到有机会学习证券，学习证券回来这几年开始还是没有用，后来能用了，一块来建深圳资本市场，还当了专家小组组长，最后又和王健一块亲手把深交所弄起来，还是深交所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第一届的副总经理，已经足矣。谁还能有这么好的福气，这么好的运气，有这么好的机遇啊……”

深发展炒作深发展贺云自弹自唱

1996年1月19日，上证指数最低探至512点后开始反弹，深证综指则在1月23日运行至105点后开始反弹。沪深股市步入新一轮牛市。

3月5日中国证监会发出通知严厉打击操纵期货市场和期货欺诈行为，该通知使期货市场的资金涌进股市。4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称，今起不再办理新的保值储蓄业务。

这一轮牛市与宏观经济逐步转好以及市场估值水平过低有着直接的关系。加之当时的上海、深圳两个城市的地方政府把股指表现和金融中心的地位联系得十分紧密，仿佛谁涨得多，谁就是金融中心一般，更推动了股市的上涨。

由于1997年香港就将回归，因此紧邻香港的深圳股市就具备了“香港回归题材”。深圳股市的活跃程度开始超过了上海。这一度被认为深圳市场管理层一年多来扎实和建设性工作的成果。

上海当然不甘落后，市政府开始大张旗鼓地干预股市。首先推出的龙头是上海石化。半年的时间，上海石化已经从年初的低点2.24元涨至5.4元，最高涨幅超过140%。

然而，如此凌厉的涨势与深市龙头深发展相比，也是相形见绌了。同样是不到半年的时间，深发展由年初的5.9元涨至19.48元，涨幅超过230%。5月27日除权至9.26元之后，继续展开新一轮的强势上涨。

然而，深发展的上涨并非完全是优良的业绩和高送配方案造成的。其间，有着操纵的影子，而操纵的主角正是当时担任深发展行长的贺云。

贺云，1951年出生，1984年起先后任湖北省经济工作处处长、湖北省工商银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金管处、人事处处长、深圳发展银行行长、党委书记、常务董事。

1996年3月至1997年4月，深发展先后动用3.11亿元资金直接炒作本公司股票，非法获利9034万元。这一行为违反了商业银行法关于商业银行不得从事股票业务的规定，也违反了国家关于上市公司不得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规定。

1997年6月13日，中国证监会公布了《关于对深圳发展银行违反证券法规行为的处罚决定》。证监会一共做出了三条处罚决定：

一是对深圳发展银行给予警告并罚款人民币500万元。

二是没收深圳发展银行非法买卖深发展股票获利9034万元；责成深圳发展银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监督下将所持有的深发展股票全部卖出，如有盈利，全部没收上缴国库。

三是认定深圳发展银行行长贺云为证券市场禁入者；自中国证监会宣布决定之日起5年内不得担任任何上市公司和从事证券业务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贺云在中国证券市场中的第一次表演就这样落幕了，也许，他只是当时沪深争雄战役中的替罪羊。去职后的贺云担任深圳建设投资控股公司副总裁、党委委员，涉足房地产行业。

谁也没有想到，当贺云在五年的市场禁入期满后会再次杀入证券市场，执掌南方证券，而他的搭档竟然是昔日沪深争雄中的老对手——阚治东。

申银万国操纵陆家嘴阚治东败走麦城

由于上海石化的表现已经无法和深发展媲美，而沪深争雄又到了白热化，作为上海券商龙头的申银万国证券自然责无旁贷。

尽管在327国债事件中也受了点小伤，但申银证券也因此收购了万国证券，阚治东成为一跃申银万国证券的总裁。

表面上看，申银与万国等分股份的合并方案，申银吃了大亏。但阚治东认为，申银与万国在网点、队伍等各方面有很大的互补性，应该在发展中解决一切问题。1996年7月16日，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合并成功，是当时国内最大的股份制证券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13.2亿元。阚治东担任申银万国的法人代表、总经理。

毕竟327的阴影还未散去，阚治东深知操纵股价的危险性。因此，他延续着“阚两毛”的一贯风格，每天将陆家嘴、上海石化等股票拉升两毛钱便收手。同时，阚治东也是全国惟一的一个既是上交所理事又是深交所理事的证券公司负责人。这个尴尬的位置让阚治东在行事的时候不能不考虑深圳方面的脸色。

上海各界当然不满意，尤其是上海市政府，怎能坐视阚治东如此优柔寡断。有人觉得深强沪弱的很大责任在于申银万国转移阵地，提出申银万国应该多为上海做贡献。

阚治东怒道：“做贡献我不反对，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全国的证券市场是一碗饭，上海半碗，深圳半碗，申银决不只吃上海这半碗饭。”

这句话让阚治东后来比较被动，上海证券界同行则讥讽道：昔日上海滩证券界三猛人之一的阚治东竟然畏缩成了如今的“阚两毛”。

原申银万国证券总裁阚治东

10月份的时候，深强沪弱的局面越发明显。上海市政府有关领导到申银万国证券公司，开现场办公会议，议定由市政府出面协调交易所、各大银行，让申银万国扩大自营炒股规模，所需巨额资金黑洞，由市政府有关部门与各大银行协商解决。在这种背景下，阚治东决定加大自营运作的力度和规模。

1996年12月下旬，国务院联合小组突然来到上海，调查证券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违规问题。

在处理意见发布前，阚治东进行过积极的申诉。1997年5月23日，各方在证监会等待处理结果。那天的会议主要有两个流程：第一，宣读《处罚决定》；第二，听取申银万国证券的陈述和辩解。参加会议的有国家审计署的一位司长、人民银行总行的一位副司长、证监会法律部和机构部的两位主任以及阚治东等。

据说，在会议现场，各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国家审计署那位司长的一句话终结了这场争论。他说，“老阚，我们都别争了。说实话，今天我们在这里都是演员，演演戏而已。上面已经定了调的事情，谁能改变得了啊……”

会议结束后，阚治东回到上海，而海通证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惠珍早已等在机场迎接。看得出，这位上海滩证券界的女将心中格外不安。据阚治东说，李惠珍在此后的听证会上非常委屈，格外伤心。

1997年6月13日，《》发表题为《维护市场正常秩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一批违规银行、证券公司、上市公司及其负责人受到严肃处理》的文章。

文章中说：“去年9月份以来，海通证券公司、申银万国证券公司、广发证券公司违规获取银行巨额资金，采用连续买入卖出和大量对敲等方式，分别操纵上海石化、陆家嘴、南油物业等股票价格，造成上述公司股价的异常波动，扰乱了证券市场正常秩序，损害了其他投资者的利益，推动了股票市场的过度投机。有关部门决定对海通证券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惠珍、申银万国证券公司总裁阚治东、广发证券公司总经理马庆泉做出免职和记大过处分。对上述3家证券公司分别处以罚款，并暂停股票自营业务1年。”

多年之后，阚治东还认为这样的处罚对自己并不公平，2004年的一次采访中，他曾说，“银行的融资也是获得的正常融资。因为当年最终我们做的股票在10个亿以内，而申银万国当时的资本金是13.2亿，而且我们有这么多的营业网点。当年利润每个月都是现金流进来的，资金并不缺。银行给我们的融资只是正常的融资，并非银行提供资金恶炒个股。到今天为止我是不承认这个。”

不过，阚治东也说，“领导责任我是肯定要负的，但我是被迫离开申银万国证券公司的。我曾经提出，免职可以，让我在公司里做一个普通员工总可以吧?但没有被批准。”看得出，阚治东不会愿意离开自己一手带大的申银。

离职后的阚治东担任过香港一家公司的中国总代表，担任过深圳发展银行上海分行的高级顾问。1999年8月26日，驾驭7亿元资金的深圳市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成立，阚治东南下深圳，执掌深圳创新投。如果阚治东后来没有应邀出山拯救南方证券，那么后来创投界风云人物、2009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靳海涛的名字就极有可能换成阚治东。

1996年的沪深争雄演化成两起悲剧事件，贺云惨淡下课，阚治东败走麦城。管理层意识到沪深交易所归地方政府管理的现状需要改变。于是，1997年8月后，沪深交易所管辖权限正式收归证监会，实行集中统一领导。